李静:抗战是如何改造旧中国的

  早在1939年,在《中国和中国党》一文中就指出,中国有两重任务,一为民族解放,二为阶级解放和现代化。第一重任务随着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得以完成,第二重任务直到今天仍在继续。如是观之,抗战是新主义的一部分,它同时存在于两重任务的进程之中。它不仅是一场反侵略战争,也是社会、政权建设和文化革新。只有全面地理解抗战,才能理解人民共和国的政权起源、国家性质和发展逻辑,才能勾连起抗战和新中国之间的历史连续性。

  在《论持久战》中写道:“战争是一种抗毒素,它不但排除敌人的毒焰,也将清洗自己的污浊。凡属正义的的战争,其力量是很大的,它能改造很多事物,或为改造开辟道路。中日战争将改造中日两国;只要中国坚持抗战和坚持统一战线,就一定能把旧日本化为新日本,把旧中国化为新中国,中日两国的人和物都将在这次战争和战争后获得改造。”那么,抗战是如何改造旧中国的呢?

  在8年全国性抗战中,领导的武装方面对敌作战12.5万余次,歼灭日军52万多人,伪军118万多人。相比这些扁平的数据,媒体更喜欢谈论山野密林、地道暗洞、青纱帐里种种游击战术,但媒体很少触及这些非常规军事手段的思想根源,即提出和实行的全民抗战的路线,广泛发动群众和组织群众,与人民群众一道扎根乡土,将日寇包围于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之中。这一系列实践彻底改变了中国传统社会“帝力于我何有哉”的一盘散沙的局面,政权第一次具备了汲取基层资源和动员基层民众的能力。梁漱溟在《建国之路》中总结道:“原来集团引起斗争,斗争促成集团。集团实与斗争相联,而散漫则与和平相关。”正是在民族危亡的紧要关头,以阶级斗争的方式动员起广大农民,以高度的组织性、灵活的代表性和超强的行动力整合资源,最终完成了现代国家的转型。人民与国家的命运休戚相关,国家才最终获得其现实性。

  抗战期间,发展了19块敌后根据地,面积近100万平方公里,人口近一亿。敌后根据地在经济、、文化各个方面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,奠定了的基本形态。上,建立“三三制”政权,并举行了三次大规模的选举。为了让广大不识字的农民真正掌握,根据地采用了投票、画圈、划道、烧香窟窿、投豆子、分散投票、流动票箱等选举方法。民谣唱道:“金豆豆,银豆豆,豆豆不能随便投,选好人,办好事,投在好人碗里头”,为此美国记者史沫特莱在《中国的战歌》里曾专门描述过晋中农民的豆选,认为这是比英美更彻底的普选。经济上,根据地适时调整战略减租减息,维护抗日统一战线。延安大生产运动利用动员的方式将劳动领域公共化,军民同生产,领导干部和普通百姓同劳动,不仅成功克服了物质匮乏,而且创造了延安时期的平等。改造二流子运动使劳动成为自我价值实现的手段,劳动者获得了生存的尊严和希望。文化上,文艺为工农兵服务成为新中国文艺的基本原则,新文艺用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方式,让普通民众在“翻身”的同时“翻心”,塑造了社会主义新人。

  美国海军陆战队队长、罗斯福总统的亲信卡尔逊前往延安观察了解之后,对的态度发生巨变,就连美军驻延安观察组第三任组长威尔逊彼得金这样的右翼分子,都对在基层做出的努力大加赞赏。的《西行漫记》将红色延安当作中华文明新的开端,拉提摩尔则将延安视作中国王道的延续。然而,连外国人都曾看到的事实,今日却被构陷得面目可憎。“灭人治国,必先去其史;隳人之枋,败人之纲纪”,将抗战简化为人间惨剧或是“手撕鬼子”的纯粹暴力,对抗日根据地阶级解放、社会和政权建设有意识地抹杀和忽略,是当下抗战记忆中的第一重虚无。

  一战以后,世界地缘格局发生极大转变:欧洲衰落、美国崛起、苏联诞生,新的全球秩序和全球视野兴起。中国在亚洲战场的顽强斗争拖住了日本的主要军力,使其不得北上和南下,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做出了巨大的贡献,深刻地影响了战后的世界格局。抗战的胜利打击了帝国主义世界殖民体系,为战后殖民地半殖民地解放运动创造了国际环境,切实地重建着世界秩序。日本历史学家舆那霸润在《中国化的日本》一书中将中国抗战比作下围棋,日本进攻则类似于下象棋,形象地揭示了中日两国战争思维方式的差异。正是借助对世界格局情势的把握,才能在不平衡的地缘格局中寻找机会,最终取得战争的胜利。抹杀中国抗战的世界视野和重建世界秩序的努力,无视“世界人民大团结万岁”的王道观和文明观,将之倒换为狭隘的民族主义和单纯的仇日情绪,自动放弃中国的国际话语权,这无疑是对抗战的第二重虚无。

  只谈民族解放而忽略阶级解放和社会,其实质是否认社会主义中国独特的现代化道路。只谈民族主义而不谈中国的世界视野和文明观念,势必会助长中国威胁论,巩固现有的霸权秩序。围绕抗战记忆展开的争夺,其本质是国家观和发展观的分歧。当我们看懂各种现实的力量是如何使历史“改道”,歪道和邪道便再也遮掩不住。

  摘自《南风窗》2015年第18期李静《拿什么拯救虚无的抗战记忆》